作为教书育人的教育者，自身不断地进修业务，应该是一个常识。回顾我国数千年的教育史，“好学”一直是历代为师者坚守的优良传统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种“常识”或“传统”在当下却面临挑战。

　　平时，我极少见身边的老师拿起或谈及任何一本教材之外的书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些老师分享读书心得，讲座结束后，就听到隔壁办公室某老师高声说：“教书匠领这点工资，读什么书？神经病才读书！”我突然感到一阵羞愧，好像刚做了一件丢人的事。

　　此刻，我又想，倘若孔子活在今天，听见这话，将说些什么？会不会忍不住呼喊：“天之将丧斯文也！”

　　孔子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书匠。《论语》开篇即是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孔子又自白道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在他看来，教师的“学”是“诲人”的前提，也是职业快乐的源泉。古代另一位了不起的教书匠是朱熹。他提倡教师要做到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。他身体力行，在为官与讲学的间隙，勤学苦耕，著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《楚辞集注》等，影响后代深远。

　　孔子和朱子，均兼有名师与大学问家的双重身份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触摸到古代教师“好学”的优良传统。《学记》云，“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……故曰：教学相长也。”可见，教师的“教”与“学”相伴相随，相互促进，“学”不单指向学生，也是为人师者自始至终的必修课。

　　教师的必修课，还有一个“德”字。孔子终生讲“修己”“克己”“正身”，围绕的圆心就是“德”，即个人的道德修养。身为教师的孔子，诲人不倦，有教无类，安贫乐道，直道而行，乃至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坚韧执着等品质，足为世代师德楷模。孔子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中，有两点特别具有现实意义：一是重视“自求”，所谓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”。二是强调“自省”。孔子说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后来朱熹也说过：“日省其身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”这都说明了个人反省的重要性。

　　当前，国家制定了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对教师的行为做出多方面要求，这是必要的。但这些规范都是些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定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儒家倡导的“自求”与“自省”，恰好是对《规范》的一种必要补充。

　　道德修养离不开教师个人的“自求”“自省”，知识的提升亦然。我还是年轻教师时，也漠视个人学习，理由是待遇低，高考成绩与读书不相干。当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学习之于职业、之于生命的意义时，外界的逼迫往往是徒劳的。

　　无论是学而不厌，还是注重道德修养，这些教育传统到了近现代，在不少教师的身上依然延续着。民国时期教育的成功，重要原因在于，那时候从大城市到普通乡村，都活跃着一批好老师，甚至大师。他们学问深品行高，在逆境中自强不息。钱穆中学毕业后，因家贫而辍学，到无锡的农村小学任教。但钱穆并未消极应付，他决心走一条自学成才之路——“一意自读书”。他白天上课，晚上静心苦读古籍。10年的农村小学教师生涯，钱穆博览古籍，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。书画大家、著名学者启功也因家境艰难，初中毕业后就去从教。初登讲台时，他的恩师陈垣教他“上课须知”，其中一条是：字写不好，学问再大，学生先已看不起。一次，启功在批改作业，陈垣对他说：“学生的字比你的字好，你怎么给学生批作业呀！”启功深受刺激，从此发奋习字，终成一代书法大家，且在古典文学等领域卓有成就。

　　如今，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校园，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八个字：“学为人师，行为世范。”这是启功为北师大亲笔书写的校训。秀挺的一笔一划之间，让人仿佛看到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的教育传统在闪光。（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教师王木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