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教师或教育的第一任务？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，这个答案是明确的：传道。“师者，所以传道、受业、解惑也。”韩愈的《师说》，就把“传道”摆在教师职责的首位。

古人所谓“传道”，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“育人”。在古人看来，教育、学习的根本宗旨，是学“做人”。所谓“传道”，乃是教人如何做人、做完整的人、做圣贤一样的人。儒家经典一再强调“为己之学”，荀子提出“君子之学为己，小人之学为人”。《大学》开篇即讲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“富润屋、德润身”，则是这一教育理想的通俗表达。当然，“为己之学”并不排斥可能获致的外在功利效果，只是强调“求道”是目的、是根本，要以“正其谊”“明其道”的精神“谋其利”“计其功”。

中华历史上的伟大教师，莫不以“传道”为第一要务。被后人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，在颠沛流离之中，未尝一日或忘用身教引领弟子们亲近斯文。宋明理学家更是提出：“有求为圣人之志，然后可与共学。”北宋以来书院教育的理想，就是培养圣人。

伟大的教育熏陶出伟大的人才。中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，莫不以求道为求学之本。王阳明十几岁时，老师问读书是为了什么，他慨然答曰：读书的第一等事，乃学做圣人！近代革命烈士林觉民认为读书是为求救国之道，而非考取功名，13岁时参加童子试，在试卷上写下“少年不望万户侯”即离开考场。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正是教育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求“道”、信“道”、弘“道”乃至殉“道”的文化基因，才有“周虽旧邦，其命唯新”，才有中华文明几千年历经磨难而仍朝气蓬勃。

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必然伴随中华文明的繁荣。中华文明的崛起，则有赖于以“传道”为首务的教育传统的复活。

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可是经师易得、人师难求。一个善于“传道”的教师，不但自己首先要能明“道”，而且能够悦纳、践行所明之“道”，自己就变成“道”的化身。这样的教师，才会成为学生心悦诚服的人生导师。然而，何者为“道”、何“道”为高，在价值多元、众声喧哗且自以为是的现代社会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，何况要一以贯之、一往无前地躬行实践。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践行中国梦，无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弘道之主题。

随着现代化、世俗化浪潮的铺天盖地，今天的普通教育，已不可能回到师道尊严的过去，教师不再被视为“道”的化身，师生平等是时代大势。但是，若社会、家长、学生仅仅把教师当作提高考试分数的工具，“传道”就成了奢谈，“育人”就成了个别教师的良心活。

我们向“传道”的教育传统致敬，不能只停留在惋惜、怀古的层面，而应重新激活这一传统的生命力。实际上，随着物质的丰富，新一代学生对情感、精神、价值观的内在需求反而更为强烈、多样，只关心分数的教育常常遭到他们的反抗，“传道”作为教育核心任务成了时代重大且紧迫的课题。一些大学生精神空虚，对生命意义无感、人生迷茫，已经向重“器”轻“道”的教育敲响了警钟。

“传道”是双向的，所谓“亲其师，信其道”。一方面，教师要有学识魅力，更要有人格魅力，自觉接受文明的教化，陶冶脱离、超出庸俗的生活情趣爱好，怀抱仁爱为本、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，提升见贤思齐、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；另一方面，在师生人格平等的基础上，家长、学生对教育和师道也要有起码的尊敬，这不是对个人的盲目爱戴，而是对文明的应有敬意。理解“道”、接受“道”、践行“道”，是只有在比较亲近、融洽的教育关系中才可能实现的。信仰因“信”而有力，因“爱”而深沉。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“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，范仲淹说：“微斯人，吾谁与归。”没有能弘道、化道之“仁人”，我们难以感知“道”之崇高、伟大、壮美，也就无从“信”道。同时，伟大也要有人懂。子贡为孔子守墓6年、程门立雪等，虽世殊事异，不可也不必模仿，但其中敬仰“师道”、尊重斯文的精神，却穿越古今而熠熠生辉。

时代向“传道”发出邀请，我们以及学校准备好了吗？